建築物完竣後，建築物進入使用、維護、管理階段，此時土地上之建築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建築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且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負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而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亦負有派員檢查建築物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之義務，此有民法第191條、建築法第77條等規定可稽。

建築物係公寓大廈者，其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其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若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其費用政府得視情況予以補助，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等規定可稽。

此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內政部認定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欲為室內裝修者，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申請審核圖說，審核合格並領得許可文件後，始得施工；俟室內裝修工程完竣後，應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會同室內裝修從業者向原申請審查機關或機構申請竣工查驗合格後，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而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室內裝修竣工查驗之申請，應於7日內指派查驗人員至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說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後，應於5日內核發合格證明，對於不合格者，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審查機構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理，此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2條、第32條等規定可稽。

由上足知，當建築師、各類技師、政府機關協力完成建築物之規劃設計，營造廠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各類技師、政府機關協力完成建築師施工後，在建築物之使用階段，不動產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委員會、政府機關等均負有修繕、維護建築物安全使用之責任。

 

 

就臺南市永康區「維冠金龍大樓」倒塌案之刑責追究而言，臺南地檢署認定負責「維冠金龍大樓」之原台南縣政府工務局公務員，因查無不法事證，故予以行政簽結，惟其具體理由恐有偵查怠惰、無端為公務員卸責等諸多疑點，已如前述；至於臺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建商林明輝、建築師及結構技師等5名被告乙案，經台南地方法院歷時7個月審理後，全部依業務過失致死罪最高刑度，各判決5年有期徒刑，同時各併科罰金最高9萬元，且判決略謂「審理過程中5名被告未與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均矢口否認犯行，互相推諉，未見悔意，這起事件造成被害人身心俱創、家園全毀、家破人亡，整個家族死亡人數最高9人，即使量處《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之法定最重刑度，猶嫌不足。」等語，惟查臺南地方法院空言「被告不應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就此試問：被告若事實上的確沒有犯罪，為何需要和解？就算要和解，原告開出和解金在新臺幣50億元以上，被告難道有能力和解？其次，臺南地方法院有謂「被告一再矢口否認犯行，互相推諉，沒有任何悔意」，就此試問：被告若事實上的確沒有犯罪，為何需要承認犯行、承擔責任並有悔意？這豈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再查，臺南地方法院認為「這起事件造成被害人身心俱創、家園全毀、家破人亡，整個家族死亡人數最高9人，即使已量處《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罪的法定最重刑度，猶嫌不足」，就此試問：《中華民國憲法》要求法官之職責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但有賦予臺南地方法院於宣判時為了安撫人心就可以恣意批判立法者及法律規定不足之權利嗎？這難道不是重創司法威信，及在罹難者家屬傷口上灑鹽之適例嗎？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定之，無證據不能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訂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而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再按認定犯罪之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需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至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其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末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惟，臺南地方法院對於上開案件之判決內容，顯有諸多悖於上開規定而感情用事、未審先判、有罪推定之處，令人遺憾。

實則，當使用階段之建築物若發生特定瑕疵，究竟是規劃設計階段建築師、各類技師、政府機關之責任？施工階段之營造廠、建築師、各類技師、政府機關之責任？或是使用階段之不動產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委員會、政府機關之責任？此問題在司法實務上往往難以釐清，甚至無法釐清。

蓋除了本文以上所述之諸多爭點之外，檢察署及法院辦理建築物涉訟事件之承辦檢察官及法官，往往不具有工程專業，且易囿於新聞媒體、罹難者家屬等輿論壓力，並迫於辦案時程，而以最符合罹難者家屬期待之方式，草率起訴及判決，致有害於法律責任之釐清及犯罪真實之發現，本次「維冠金龍大樓」倒塌案之刑責追究何嘗不是如此？

此外，司法實務上對於上開責任歸屬問題，通常囑託專業機關（構）以「鑑定」方式協助判斷，並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依據；但因建築物之瑕疵，不僅具有隱蔽性、繼續性、多元性、累積性及不可回復性等特性，且涉及相當之主觀判斷餘地，所以常見不同鑑定單位或不同鑑定人之鑑定報告內容，不甚相同，甚至互相對立或矛盾之情；從而，法院針對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像是「維冠金龍大樓」倒塌案，是否不宜只採單一鑑定報告？但若採複數鑑定報告，當各鑑定報告內容互相對立或矛盾時，法院除就嚴謹度、邏輯性等形式觀察外，實難判斷何者方屬可採，因而法院常再委託第3個鑑定機關（構）鑑定或仰賴專家協助，但同樣面臨前述相同之問題，如何克服？

準此，本文建議有二，其一為：各建築師公會應積極參與鑑定案件，以建築師專業，為爭議個案提供專家意見；其二為：加強建築師之法治教育及司法官之建築教育，俾降低建築與法律間之鴻溝，落實司法正義。